“天基丝路”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军事安全保障视角

"一带一路"战略充满各种安全风险,军事安全挑战与威胁就是其中之一。"一带一路"战略应该针对最坏的军事安全威胁来进行谋划。作为军民双用的天基资产,理应超越公共产品的范畴,承担起保护"一带一路"军事安全的重任。在可预见的未来,构筑"天基丝路"的方向是继续增加天基资产数量,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另外,从保护"一带一路"战略的军事安全来看,要增加先进侦察卫星数量,明了沿线的各种军事安全威胁;适当增加天基对地攻击武器和中远程导弹,实施快速军事反应。"天基丝路"的建设,也需要有"战略支点",即在关键地区、国家建立卫星地面站点。这又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需要用政治智慧来解决。     

中国与东盟贸易互补和贸易竞争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发展迅速，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加入WTO，双方自由贸易协议的签定，使中国与东盟贸易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发展前景非常乐观，但是也应看到在中国和东盟贸易中，既存在互补的一面，也存在竞争的一面，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同时中国与东盟存在各自的比较优势，中国与东盟应该采取措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使双方贸易互补的一面得到扩大，同时使双方贸易竞争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除，从而使双边贸易得到健康的发展。     

公共政策网络管理：机制、模式与绩效测度

政策网络管理应重点研究七个基本问题和应注意十个重大问题,政策网络管理存在工具、互动和制度三种观点和个人权威控制、专制控制、结果控制、文化或集团控制、声誉控制五种控制机制,具体管理模式可以从行动者、认知和制度三个维度和政策管理、过程管理和网络宪政三个层面进行架构,并可根据不同的网络环境选择不同的网络管理行为.网络行动者的数量、管理能力与技巧、网络的开放性、利益冲突、网络管理成本是影响政策网络管理有效性的重要因素,网络管理的绩效也可根据不同的网络结构选择不同的评价指标进行定量到定性的评价.     

PRIME MINISTERS AND THE COMMONS: PATTERNS OF BEHAVIOUR, 1868 TO 1987

Since 1868 nineteen Prime Ministers have answered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made statements, given major speeches, and intervened in debates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compar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MS' behaviour patterns on these four dimensions. Key findings include: the importance of 1940 as the critical break between a traditional and a modem form of parliamentary activity, in which Prime Ministers make fewer contributions to Commons proceedings altogether, fewer speeches and far fewer interventions in debates than in the pre-1940 period, but more statements; the emergence of question time as the absolutely dominant form of prime ministerial activity in the Commons, especially from the mid-1970s onwards; and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hatcher's minimalist Commons activity, when set against other post-1940 PMs.     

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

应急管理是突发事件中各参与主体在政府主导下实现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过程。突发事件打破了系统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平衡,改变了系统的价值分配模式,使公共产品呈现"高需求、低供给"的非常状态,这决定了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具有时间属性、空间属性、层次属性和权利属性。突发事件改变了人们的需求层次,不同的需求层次要求不同形态的公共产品供给。在突发事件的各个阶段,需要不同形态的公共产品;但具体到某一特定阶段,某种形态的公共产品需求会占主导。由于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需求的多变性和形态的多样性,公共产品供给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等有效参与、协调合作,以建立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模式。     

我国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观评价——基于四个地区的实证调研

2011年8月,笔者在北京市海淀区、江苏省常熟市、山西省朔州市和甘肃省平凉市这四个地区实施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地调研。结果表明,尽管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已能初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但是仍存在诸多需改进之处。未来的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应坚持政府主导,加大财政投入,同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并在法制化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切实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文化需求。